高尚名义下的群体暴力和权势暴力

在中国，最需警惕的是这两种暴力：群体暴力和权势暴力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以“高尚”的名义。挟持着高尚名义，这种暴力施行起来便“正义凛然”、“出手狠重”。当然，暴力可以是用拳头、用武器，也可以是用语言、用权力。

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群体暴力例子：一对母女在武汉大学的“樱花大道”上穿和服拍照，突然一位穿蓝条纹衣服的小伙子冲他们吼起来，“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！”“穿和服的日本人滚出去！”接着一名年轻女子也加入声讨行列。吼声吸引了10米开外游人的注意，随后十多名年轻人加入声讨队伍，很多围观市民也表示愤慨，责备声越来越大。眼见情况不妙，母女俩没有反驳，立即停止拍照，脱下和服收拾东西匆匆离开……我相信吼叫者大概是“爱国”的，但我也相信他们中大部分人是使用日本电器、看好日本汽车的，如果有免费留学日本的名额大抵也是不愿放弃的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对日本民族的爱恨交织，可以理解；但问题是，在一个现代法理国度，任何人无权以歧视或轻慢的方式处置他人的人权——这是普世通行的人权观。你误解中国，但不能用皮鞋丢中国总理；你仇恨本·拉登，但不能敌视无辜的穆斯林；你情感上不接纳藏区的汉人，但不能在行动上损伤汉人的人身财产；你到日领馆门前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，但不能去砸在华日本人的餐馆……否则，你就变成了法西斯。法西斯是群体暴力的产物，不惟希特勒一人。当一个族群被当时以为的“高尚”念头群起激奋时，狂热、愚昧和暴力就变成了孪生三兄弟。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不难发现，一个个善良之辈突然变成法西斯思维，皆是因为内心鼓荡着“高尚”的驱力。一个民族越不成熟，越容易被似是而非的“高尚”概念所迷惑，越容易以群体暴力的方式强迫他人接受“从众高尚观”。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。

至于权势暴力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，比如用暴力方式驱赶商贩，用暴力方式强行拆迁，用暴力方式勒令一部电影停映，用暴力方式明令一份报刊停刊……当然，动用权势暴力时，也是以高尚的名义：比如整治环境、美化城市、社会效果、道德禁区……但问题在于，这些高尚名义的授权者究竟是谁？是民意，还是官权？一条街道的有序整治，并非必须采用剥夺底层人民生存权的方式（新加坡就有很好的经验，把摊贩乱象变成美食景观）；一座属于私产的旧屋拆迁，并非必须服从政府开出的条件（上海最近出台的多样化选择方案就颇具人性化）；一部电影的“社会效果”如何，岂能决定于几位“审片人”堪疑的政治水平或道德水准（当年四人帮以革命的名义枪毙了多少优秀电影？）；一份广受民众爱戴的报刊的停刊，岂能只有一个“触动禁区”的简单理由（恰恰是对某些“禁区”的触动，才触动了民族心灵的成长）？远的不说，就以亲历为例：本人曾经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大赞赵丹先生临终遗言，“管得太具体，文艺没希望”，并用自己的语言稍加阐释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思想界文艺界知识界早就共识的观点，忽有一日被权势者诟病，勒令停刊。笔者援引温总理在文代会上的相同观点据理力争，但人微言轻，只能坐以待毙。愤然之余便想，明明真理掌握在你手中，怎么他人居然可以真理的名义对你使用暴力呢？推想一下，今日他人权势大于我，我被毙；那么明日另有权势大于他者，他也只能被毙？至于真理本身，谁来关注？“权大于法律，权大于真理”的现实之所以能合法存在，还不是因为动用“权势暴力”者熟谙高尚名义，虽然这种名义很多已经堪疑。在“宁左勿右”的意识形态下，思想的进步与民主的进步任重道远。城管用暴力没收摊贩的生产资料使得摊贩无法生存，领导用暴力强令报刊停刊撤销主编职务使得专业人才无用武之地，这都是对人权的极度蔑视和践踏。任何高尚的名义，在基本人权面前，都应该自惭形秽，因为人权是最高尚的。

无论是群体暴力还是权势暴力，警惕“以高尚的名义”兜售卑鄙落后的价值观——窃以为这是一记“民族警钟”。